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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朋友批评说笔者在2013年下半年所提出的宪法解释方案，不但背离了宪法的原意，而且超出了语言的射程。

换言之，如果国务院制定创制性立法将会挑战国家立法权，那么，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下，国务院就不可能享有这一权限。授权立法依赖于国家立法者授权，天然受立法者控制。

[20] 代表性观点见陈斯喜：《论我国立法权限的划分》，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第16、17页。四、结论 综上所述，无论行政机关所执行的法律是否明文规定由国务院制定实施条例，国务院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承担了保障法律得到实施的职责，有权制定执行性行政法规，对法律进行具体化，并对执法所涉及的行政组织和程序等问题进行规范。根据宪法第85条，国务院有三个身份：中央人民政府、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以及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是否有权在执行性立法中作出此类规定，在实体上取决于国务院是否享有相应的组织权限。中央人民政府的表述，可以分解为中央人民和政府。

不同国家制度安排各不相同，英国和德国不承认行政部门有权自主立法，美国总统有权制定行政命令以促进法律实施，法国行政部门则可以对法律保留之外的事项进行排他性规范，这些不同的制度实践只是为探讨我国国务院的行政立法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在已经肯定国务院有权制定执行性立法之后，下文继续探讨国务院是否有权制定创制性立法。制定者对此阐述的理由是，原条例规定的工伤认定申请主体为工伤职工及其直系亲属。

从这个条款看，《道交法》上的机动车似以通常的汽车为主，不包括火车、地铁等轨道交通工具，这也应当适用于对《条例》所称机动车的解释。从日常语言上说，电动自行车与机动车显然有别，而且《道交法》第119条亦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但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部分电动自行车的时速已经达到了机动车的程度。而车辆又包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摘要:  我国法院在适用2003年《工伤保险条例》的过程中，多次通过合宪性解释的方法扭转了对法条文义的通常理解。

[32]因此，放弃机动车-非机动车的区分，则意味着交通事故工伤认定的基数将增加约三分之一左右，这将大大改变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的利益格局。不过问题就在于如何确认它是否为立法的中心意旨。

此后原告多次找迪普公司主张权利，迪普公司亦承诺给予工伤待遇，但迟迟不予办理。但这种严格意义上的违宪审查，也正象制定者的事后修法一样，对个案的处理过于迟钝而显得不切实际。当然，体系解释方法也并非是僵硬的规则，对法律上相同的概念也并非只能做相同的解释。因为从法律解释的一般原理上说，法律体系具有整体性，因此解释者在多种字义上可能的解释之中，应优先考量有助于维持该规定与其他规定——事理上的一致性者。

[13] 参见韩宁：《法律中定义条款在其他领域行政法规中适用之法理分析》，《东方法学》2014年第3期。[16]换言之，制定者在同条中规定用人单位的申请期间可以延长，而没有规定其他主体的申请时限可以延长，这似乎是有意要排除其他主体的申请时限可以延长的可能性。从司法实务来看，虽然有不少法院以合宪性解释的方法确认此期限可以延长，但也有法院认定这个期限不能延长。[40] 有德国学者曾说，违反立法中心意旨的合宪性解释属于司法者对立法者的善意强暴。

换言之，新《条例》不再区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所造成的交通事故。不过问题的关键就是这种安排是否符合宪法第42条的宗旨？从理论上说，即便当事人能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而获得赔偿，但这种赔偿在性质上只能是普通的人身损害赔偿，已经不属于工伤待遇了。

制定者的大跨越与法院的小步走在这一轮法律对话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制定者与司法者的合力促成了立法的进步，这是一次卓有成效的微观法律对话。

不过制定者似乎要走得更远，例如制定者并没有停留在火车或者电动自行车是否属于机动车的问题上，而是全然放弃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区分，并将所有交通工具——包括普通自行车——造成的事故伤害都纳入了工伤认定范围。[26]这里的改动幅度很大。制定者对此阐述的理由是，随着电动自行车的普及，非机动车交通事故比例逐年上升，这些事故的受害人没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的保障，从制度公平角度出发，应当将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交通事故伤害都纳入工伤认定范围。[33]英国法官丹宁勋爵曾说，一个法官绝不可以改变法律织物的编织材料。如果你想走得更远，请回到立法过程，澄清你的意图。《条例》于2003年正式实施，2005年它就明确复函确认因不可抗力而耽误的期间应当予以扣除。

而配偶既非血亲，也非姻亲。[3]从制度层面说，法条的制定者与适用者之间的法律对话渠道为数不少，例如《立法法》规定的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27]原《条例》只规定直系亲属享有申请资格，从文义上说它就将配偶、旁系血亲和姻亲都排除在外。[16] 参见吴庚：《政法理论与法学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9页。

在申请主体方面，新《条例》将原来的直系亲属修改为近亲属。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政法劳动社会保障法制司、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法制司、医疗保险司编：《工伤保险条例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对这种信息，法院又应当做出什么样的反馈呢？对此问题的回答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合宪性解释的必要性。例如，法院只是对火车或者电动自行车是否属于机动车的问题进行了判断，尽管法院内部有人在评述本案裁判时认为在这里区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既无实际意义，也不利于受伤职工权益的保护，[30]但法院并没有质疑机动车-非机动车之区分的合理性，这是明智之举。一有一无，此不应视作立法上的疏漏，而应看作是制定者的有意安排，此所谓省略规定视为故意省略之谓也。法院同时认为，不可抗力并不是变动1年申请时限的唯一理由。

而问题就在于，《条例》不过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它与宪法之间还隔着一层法律（例如《劳动法》），它是否因此没有直接违反宪法的可能呢？对此问题，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合宪性解释的对象在理论上并不以狭义上的法律为限，法律下位阶的规范文件也都有做合宪性解释的可能。山东省政府法制办认为，申请时限应考虑不可抗力的因素：即使当事人在《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后超过一年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如果因不可抗力而耽误了申请时限的，也应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扣除因不可抗力引起的申请障碍耽误的时间后，再计算申请时限，不超过一年的应予受理。

不过问题在于，无论就法律还是从社会常识上说，配偶间的生活紧密程度要明显高于直系亲属，更不用说旁系亲属了。因此，本条规定，工伤职工的直系亲属，如配偶、父母、成年子女等，都可以成为工伤认定申请的主体。

[21] 类似案例，参见陈慧、王睿冰、李益等：《工伤申请期间的性质》，《人民司法•案例》2011年第6期。对于超过法定期限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拒绝受理的案件，只要未超过诉讼时效1年的规定，或符合法定中止、中断、延长的情形，职工仍可通过诉讼方式，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14]国家应当对此制定相应的法律，且其法律的内容应当符合加强劳动保护的宗旨。[8]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5页。例如在铭扬(厦门)印刷包装有限公司不服厦门市人民政府工伤认定行政复议案中，[19]孔德成于2008年2月在铭扬公司工作时右手被机器割伤，之后其与铭扬公司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问题发生争议，此争议历经劳动仲裁和诉讼，直至2009年9月方告终结。参与《条例》修改的人以及法院正是基于这一点才认为，当事人依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而获得工伤赔偿。

虽然《条例》第14条第（六）项将工伤认定的情形限定在机动车事故伤害的范围内，但在实践中发生的事故伤害却并不以机动车为限。如果此时切断宪法对有关授权立法的直接规范力，则无异于大大缩减甚至架空宪法对工伤保险制度的控制功能。

[7] 2010年《社会保险法》较为详细地设定了工伤保险的条件和标准。文章来源：《法商研究》2018年第1期。

[32] 参见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政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法制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法规司、工伤保险司编：《最新工伤保险条例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页。因此，李绍兰与有权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直系亲属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